尼泊尔——毛派的梦想国度

原文

第一章:铭记起义

学生、战士:「我有准备再次投入战斗」

加德满都市郊一栋不起眼的铁皮屋旁,有一位妇女正在照顾菜园。她与另外两位军中同志住在这裡。

在雪顶之下春天正在降临,原野上百花含苞待放。

夏尔玛(Sharma)远眺群山。这位34岁妇女曾经虎口逃生。在尼泊尔十年内战期间,她被悬赏通缉。抓住她交给政府可以得到一万美金,不论死活。

但是她运气站在她这边,她逃过了追捕。并且与其他近 1,6000 牺牲的战友不同,她还活了下来。尼泊尔经历了毛派的人民解放军(PLA)与政府军的残酷内战。夏尔玛曾是解放军的一员。

她当初使用的枪已经在战后的缴械程序中转交给了政府。她為之奋战的党现在组织著国家的内阁。

但是夏尔玛心中仍然坚守著共产主义理想。「如有必要,我有准备再次投入战斗」,她说。她的室友--两位与她年龄相近的妇女,点头表示赞同。

数以千计的妇女投身革命以对抗视她们低于男性的父权制度。大约1/3的解放军战士是女人。

Rekha Sharma出生在一个高等婆罗门家庭,原名Tika Bastola。她的父亲,一个退休尼泊尔军官,是个共产主义者。他的思想从小影响著夏尔玛。

开战时,当时是大学生的夏尔玛加入了毛派的「加德满都谷地工作队」。许多队员后来被杀、受到虐待,或是「被消失」。

她敬仰毛泽东,尼泊尔团结共产党(毛主义派)从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思想中取得灵感。今年五月,当不同派系合并起来的时候,他们将党名改為尼泊尔共产党(毛中心)。

「枪杆子裡出政权」(原文:不义而武装的政府只能用武力去推翻),她说,双眼仍然望著远方。

对许多尼泊尔人来说,内战(毛派者称為「人民战争」)是对抗歧视与压迫人的社会等级的战争。卡司、性别、金钱、种族、宗教,甚至是出身地区都被拿来把人分等级。

Rekha在内战中认识了她爱人,另一位战士。但他们结婚了仅十个月,他就被捕而「消失」了。她把爱人的失踪怪在政府军上,政府军被认為造成了1400起的人為失踪。

Rekha几乎要与爱人一起牺牲。她记得2001年一个晚上,政府突然宣布紧急状态,军警突然搜查了她在加德满都一个热闹巷子的藏身地点。

就在危急之时,她与一个男性朋友假装成刚到加德满都渡蜜月的年轻夫妇。士兵们信以為真了。

时至今天,Rekha 还记得战争的残酷,但也记得战士间的爱与同袍情谊。「我為我的爱人骄傲。他為国家献出了生命,他是个勇敢的人」,她说。她还在等待有人公布像她丈夫一样失踪的人都遭遇了什么命运。

「就算得再花50年找他们,我们也准备好了」,她说。
教师、士兵:「我们会再起革命」

离 Rekha 的农场好几千米远的Ghorahi市是尼泊尔中西部的大城市。Kesh Bahadur Batha Magar 掩饰不住兴奋。一讲到内战他就充满了精神。他的故事在时间上来回跳跃,但是重点都是一样的,对他来说,斗争还没有结束。

「我们会再起革命,但是这次不会像上一个人民战争」,他说。

他的党是一个毛派的分裂组织,尼泊尔共产党(毛主义)。许多认為母党与政府妥协过多了的共产主义战士支持这个派别。

Kesh Bahadur 还记得当初亲自参与的袭击军营的行动。那是2001年尼共(毛主义)派别第一次攻击政府军。至少12个士兵,包括连长,都被打死了。

「我很幸运没死」,他回忆道。

上一个革命很艰难,他说,「没有持续的训练,要人们...时刻准备牺牲很不容易」

现在这个派别由 Netra Bikram Chand 领导,他的战时名号「Biplab」更有名。他正在组织训练民眾,他们在乡村与城市聚集了大量的民眾。

50岁的前数学教师兴奋地讲述是什么把他带向了共产主义。

与自愿参军的Rekha不同,他是被迫加入战斗的。他教书的地方Rolpa,是毛派者起义的摇篮。崎岖的山路,易守难攻的山寨,以及当地长期不满政府的马加尔人(Magar)非常适合毛派发展。

共产主义者与尼泊尔议会党的政治活动家之间常常发生冲突。

Kesh Bahadur 说一个当地政治家冤枉他谋杀然后逮捕了他。当他出狱的时候,他放弃了教鞭,抬起了枪。他在解放军中快速升迁,最后领导著一千个战士。

海报要当地居民庆祝内战纪念日。Prabhat Jha/Al Jazeera海报要当地居民庆祝内战纪念日。Prabhat Jha/Al Jazeera

著名的轶事说共产党只靠两把老枪就起义了。Kesh Bahadur 在军中的任务是保证更精良的武装。「刚开始的时候,我负责给Sija制造枪砲」,他解释。

随著战争进行,他说政府怀疑所有的Rolpa的马加尔村落都落入毛主义者的手中。很多Kesh Bahadur’s的学生与同事们被迫加入战争。只有一部分人活了下来。

中西部的Dang、Rolpa、Rukum、Pyuthan,以及Bardiya都有可观的少数民族人口,例如塔鲁(Tharu)族,马加尔族,以及贱民(印度卡司中最低等的族群)。这些地方成為了毛派的坚强根据地。

像Kesha Bahadur这样的教师深受村人的尊敬,所以很容易传播毛泽东思想以及训练民兵。

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,毛派者实质掌控了国土的2/3,并建立了一个由共产主义理论家 Baburam Bhattarai 為首的平行政府。

最后战争在2006年由和平条约结束了。共产党被允许加入政府,而解放军战士必须在联合国监视下接受缴械。

Kesha Bahadur和1,9000位战士在各地的军营待命了五年,等待加德满都的高层们计画他们的未来。当解放军最后解散的时候,他没有选择加入政府军。

「融入政府不是我的选择」,他解释了他的决定。

2008年,毛派者赢得了尼泊尔首届议会选举,成為尼泊尔执政党。在第一个议会会期裡,他们就把历经240年的君主制给革除了。共产党领导人Pushpa Kamal Dahal,人民更熟悉他战时的绰号Prachanda,成為第一任选出的共和国总理。但他09年因為解雇军队总司令自己不得不辞职。

大约两年过后,共产党卷土重来,Bhattarai成為总理。但党内思想路线的不同导致了分裂。当2012年议会没能通过宪法而结束时,毛派党分裂成了数个派系。最近主要派系又合并了。

当第二届国会起草了2015年新宪法时,Bhattarai辞去了总理职位,他随后成立了新的政党「Naya Shakti」(新力量)。

Kesha Bahadur 认為一个穷人与弱者可以受益的社会还远远没有来到。「宪法是宣布了,但是一般人...的生活一点都没有改变」,他说。

「公立学校缺少经费。几乎没有给穷人的医疗机构。70%的尼泊尔人住在乡村,但这裡的公共设施几乎没有进展」,他说。

然而他相信起义不是没有意义的。「那场战争增进了人民的政治意识,」他说「我以这场战争為荣。」

第二章,革命的声音:「我们唱的是人们的哀伤」

或许最能触动尼泊尔丘陵上居民心灵的乐器是Madal小鼓。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民谣对大眾的感染力。

Rolpa 区首府 Libang 党部办公室对面,Sita Acharya 坐在她用泥与木头盖成的家门口一个台地上。她母亲在她额头上点了代表满月的朱砂。

Libang 坐落在拉布蒂河一条支流河畔,周围环山,约有20,000人口,在战争期间是一个军事堡垒。许多躲避乡村战火的人逃难来此。连毛派者都没有攻击这个城市,因為这个地区是给他们保护的地方。

Sita二十岁时加入战争,把当时一岁大的女儿Lichun寄养在祖父母那边。她参加的团队的任务是走访村落,表演歌舞以表现共产党人的英勇牺牲,以及歌颂对美好未来的向往。

「领导告诉我要选出领导很容易,但是艺术家需要特殊的天份,」她说。

她从小目睹了在1990年為止王室极权统治下的腐败,连父亲的耕地都被没收,这些都令她加入共产党。

Sita跟Rekha一样出身自婆罗门家庭,但是低等卡司人民的贫困以及对妇女的压迫都另她不安。

加入战争以前,Sita 与一个马加尔人结了婚。不同卡司与种族之间的通婚现在也很少,当时更是稀有。她在父母眼中「不再纯洁了」,她说,而且直至今天她母亲仍然拒绝吃她烧的饭。

「对抗社会不公的力量是由毛派者领导的,所以我加入他们」,她望著对面形同废墟的党部建筑,解释道。

随著战斗进行,能够感动民眾的宣传越来越重要。

「我们把在乡村的所见所闻都编成歌曲。我们唱的是人们的亲身经历。人们对我们越发有同感,因為我们唱的是他们的哀伤」,Rita回忆,「孩童们会求我们让他们加入。」

十年间,她只在短暂的停战期中看过自己的女儿。「离开子女对母亲是无比痛苦的。但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孩子」,她说,「很多朋友做出了更大的牺牲。有些孩子双亲都在战争中死去了。」

2006年和谈以后,Sita终于与女儿团圆。Lichun当时11岁,现在她已经21岁了。虽然她跟母亲长得很像,她却对政治兴趣缺缺。她的目标是学习农业然后在政府工作。

Lichun不怪父母抛下她去战斗。「他们愿意离开舒适的生活去丛林裡战斗,这其中肯定有伟大的责任感」,她说,「我為他们骄傲。」

但是战争真的另Sita的梦想实现了吗?她自己也不确定。她感觉领导人们「下跪投降了」,她说。「人们以為战争会改变一切,尤其是穷人将会有食物、住处、医疗和工作」,Sita说。现在她是另一个分裂派毛派派系的中央委员会委员,由Mohan Baidya,战时名号Kiran,领导。

过去的毛派战士或许分属不同派系,但是几乎没有人后悔参与了那场战争。毕竟只要他们还在战斗,阶级、卡司、性别和种族就不能限制他们。
悲伤的女儿:「我们的兄弟邻居都牺牲了」

当37岁的Shree Kumari Roka失去父亲时,唯一留下的遗产是一把Khukuri刀,一种锋利而弯曲的刀。

当她从床下把刀取出来的时候,她哭泣不止。她说当初是另一把由共产党人拿的Khukuri刀1997年砍下了她父亲的头。她的父亲是尼泊尔大会党(NC)的干部。
(译注:尼泊尔大会党是尼泊尔的中间偏左政党。也曾经受到政府迫害。)

「但我从没想过要复仇。如果我要复仇,我当初可以把那些共产党人告密给军方。让军方杀死他们。」她流著泪说著。

Shree 说她与杀死她父亲的人共事,并且保持著正常关系。

在共产党与政府军的斗争之间,平民在战争期间损失惨重。Rolpa比起其他地区损失更加惨重,因為毛派者与尼泊尔大会党在这裡的争端失去了控制。

「我们的兄弟邻居都牺牲了,」她说,「我们不要更多的冲突了。我们想要自由自在生活。」父亲死后,Shree搬到了Libang。她现在是大会党的区域领袖。

在共产党来到之前大会党是Rolpa的最大势力。现在其支持度次于共产党。

1990年政府重新许可其他政党存在以后,毛派的团结人民阵线 (Samyukta Jana Morcha) 对大会党发起了挑战,导致了许多政治冲突。

「大会党党员对政府密告,导致警方虐待、恐吓甚至杀死了一些团结阵线的支持者,」Shree解释。而既然大会党被认為是亲政府的,他们的干部与领导人开始受到毛派者的攻击。

这样的暴力持续了整个战争期间。

「过去,政府,尤其是军队,会仅凭一些间谍的密告,到村子裡虐待、杀害或是恐吓共产党人的家属、解放军战士、还有他们的支持者。」

Shree 觉得那些受害者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。那些最可怕的战争罪行尚未公诸于世。「强暴的受害者还没有出来。几乎所有的强暴都是政府军犯下的,」她说。

「受害者们不想公开,因為司法系统不一定会為他们服务。而且还有被社会拒绝的风险」她解释。

她已经呼吁政府和她的党為受害者做更多工作,包括為他们的子女争取免费教育。

「有些人在冲突中失去了一切,」她说。

战争有改善这个国家吗?Shree 不这么想。

「一开始,共产主义者试图赢得民心。当他们失败的时候,他们就靠武力,例如绑架和杀害,」她说。

她觉得共产党领导人是唯一从战争中受益的人,而他们结束歧视的美好梦想都没有实现。

许多Shree的童年好友加入了共产党。她说共产党人的理想跟实际行动之间有个差距。

「毛泽东运动以后许多事情改变了,」她回忆道,「但不仅仅是共产党的行动减少了社会歧视。教育的普及也是一个因素。」

她的社会在过去20年有了巨大的改变,她自己的人生也一样。她的丈夫在中东地区工作了十多年才刚刚回来。但是在这三千万人的国度工作还是不好找。所以他计画再次出发去以色列,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农场的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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